这不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只觉得是一篇应该完成的实景记录。我写了一个开头，就被纷繁的求生文字带往到一个混乱的地域。几个月后抽身返回时，那些鲜活的印象逐渐变异，话语在挪位，从柯雷的嘴唇飞到周伦佑发亮的镜片上，仿佛霓虹灯从水面的返折，我看不见周飞转的眼睛。当阳光推开成都平原上特有的那层雾气时，皮影戏般浮动的影子又正在寻找各自的身体，它们在归位。
记得是2003年3月26日，周伦佑打来电话，荷兰汉学家柯雷要来四川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将设法抽身与非非的诗人见见面。这是周的客气话，柯雷自然不会知道另外的一些非非诗人，他主要是想跟周讨论有关非非的问题。断裂。复活。谱系。两人说来说去还是说，都在设法将书面的尊严转化为口语的滑刷与机锋，这方面他们应该是高手，但多几个人气氛也许就不一样了，这至少可以令语境产生出一些陌生化，从而铺垫出一些高亢的、向上的、突然陡转的言路。
会面的时间定在3月28日上午，地点还是在诗人陈小蘩的家里。那里的屋顶花园已经成为我们回顾自身和谱写乌托邦的设计室，这要归于小蘩的宽容和好心肠，她一直是成都诗歌界高雅而严肃的“蓝袜子”。在去的车上，我就想，对荷兰我又知道多少哇？除了郁金香和风车，除了高罗佩的《秘戏图考》和柯雷的《荷兰现代诗选》，我的确对这个西欧的后花园知之甚少，连柯雷颇有影响的博士论文《被砸碎的语言》也没有见过汉译本。1593年，植物学家古鲁西耶斯受聘接管荷兰莱顿大学植物园，他带着郁金香及其他植物迁移至荷兰，从此郁金香在荷兰生根。我竭力追忆郁金香那融化在风里的体香。记得辗转从布兰维尔的《游记》里读到过一个郁金香的历史趣事，说是一个水手给荷兰的大富商送信，在富商家的柜台上看到一个类似洋葱的球茎，他有洋葱癖，顺手放进了衣袋，出来后就开始品尝这个奇怪的洋葱。这是号称“桑伯·奥古斯塔”的极品郁金香，在1636年这一段时间，全荷兰只有两株，价值12英亩的建筑宅地！可以想象这个误会的灾难性后果。想到这里，我面带笑意，正好推开陈小蘩的花园房门。
周的话语被门的运动挡了一下，从上腭滑到牙齿，一些皱纹从嘴唇退往颊部，他脸色红润，容光焕发。陈亚平、陈小蘩、袁勇以及从绵阳和乐山赶来的雨田、龚盖雄，无声地坐在藤编大沙发上。柯雷站起来，很用力地与我握手。他比我还要高一点，约有1.82米，精致的光头发着遥远的青光，厚实的胸腔仿佛经历过举重生涯，他笑，很善意。
周续接着刚才被打断的历史，滔滔的语流在空气中铺排开，他身后的阳光斜切过来，他像一个被分成两半的子爵，讲述早期非非和现在非非的起承转合。“对不起，我打断老周一下，”柯雷的汉语是一口典型的京片子，他从软面笔记本上直起身来，“我的意思是，非—非，啊，非非……”我注意到这个中国通的口语的确是一流的，不但是口音，包括他的表情与恭维都汉语市民话了。但周的发音我们更习惯，周说的是“飞飞”，听得出，这个上升的尾音包含了周的飞翔的欲望，好像在航天飞机上发射穿梭机。柯雷的尾音在放松的舌尖注入了一种下坠的力量，羽毛打湿了水，他断然收拢了翅膀。也就是说，惟有这个下坠的尾音，露出了他的身份，具有一种西语沉吟的意味。他说，“匪—废”，“我的意思是，匪—废现在怎么了？”是啊，我乃至在座各位都想知道，非非怎么成了匪废？
我后来在网上查阅到柯雷曾经对一个大连记者说过的话：“我七八岁时就对语言有了兴趣，学了几门外语，还自己编字典。父亲的朋友发现了我的爱好，于是送了我一本《中文自学》，这本书使我第一次接触到了中文，中文里的四声一下子使我着了迷……”看来，在那本《中文自学》当中，柯雷理解了纸上的四声，但搬到舌头上，他似乎有一种透过语音问鼎指向的企图，就像用舌尖濡湿纸窗，窥视其中云收雨散的秘密。但这种过早彰显的企图，是容易使人得鱼忘荃的。
周没有时间去品味这个细微的差异，他作为主讲人，在围绕一只看不见的麦克风而俯仰，他在往事与现实之间奋力奔波，以惊人的复述能力召唤着早年麾下那些写作者，他们的虔诚，分歧，狐步舞，以及异化，偶尔还要涉及到未来几年的憧憬。他脱了防寒服，一些手势把热空气挡开，这使得浓聚的沉沉烟雾迅速填补了他胸前的空缺。混合着雾气和卷烟烟雾的气团在他与柯雷之间跌宕，柯雷用手托住下颌，特别突出的额头刚好接触到这团气体。然后，他说，我知道，匪—废是“不是‘不是’的”，这听起来颇像叨念着“非非非不非非”的《大涅磐经》，活在诚意和经验之外的人是很难明白的。“那么，匪—废现在的价值尺度，或者说，现在是如何看待写作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周宽阔的语调开始变得一望无垠，有一种江河归入大海的卷舒，他淹没了一个又一个岛屿，他要把他的视野铺成一片平滑的水世界。周几乎是背诵了《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一文中的一些段落，柯雷在这种大洪水的语言浪涛中略有些不安。我估计不是适应与否的问题，他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所有先锋诗人见过面，那些咆哮的抗议、急于出名的叫喊、准大师们深呼吸的深沉或低吟他都经历了，不会对周急促地展开大氅一般打开自己的做法有什么惊讶。我觉得，周这种冷静但尖锐的语调是他梦中的语感，他说出了一些沉痛的、关在骨头里的话，同样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一些问题。周说：“对体制文学，非非坚决地说——不！NO！”这不仅仅是个拒绝的姿态，而是整体性的拒绝。就好像一个人敢于断了自己的退路，于是，他握着唯一的笔，行走在危机四伏的道路上，并逐渐充满信心。
柯雷在寻找词汇。我明白外国人在这种需要微妙汉语陈述己见的时候，有一种习惯，就是嘴唇蠕动，但发不出声音，他在寻找不挫伤周以及在座各位、但又要体现自己看法的词汇和短语，这不能是居高临下的，而是在稀薄的赞扬之后，迅速把听众的注意力诱导到一种新价值庙堂下的学院艺术。他说：“中国改革20多年了，变化很大嘛。而且现在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嘛，即使纸上不行，那么在互联网上不是都可以发表吗？”
估计柯雷平时不大上网，或者上简体版的汉语网站，他不知道发个帖子也是要注册、也是经过审查的，斑竹可以随时删除他认为可疑的文字。也就是说，即使你想在互联网上倒垃圾，也是不容易的，估计不比在街道吐苦水、呼口号容易脱身。
他说，“匪—废，啊，非—非，”谢天谢地，他终于启动了纠错功能，“非非好像与所有的先锋诗歌阵营没有什么往来，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艺术观，这很对。但是，世界正在趋于一体化，口语写作，现在的下半身写作就很流行，你们怎么看？如果坚持成为了一种封闭，那是否意味着非非具有民族主义倾向？”
我记得在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作家让萨宾娜宣称：“我的敌人是媚俗，不是共产主义！”即便如此，作为一种生活美学原则，“媚俗”同极权体制不无关联。这就是说，“精英文化”（比如当下所谓的先锋电影）对国家美学的依赖，或者说，是思想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无批判的哀求与顺应。可以这样说，“媚俗”的最大特征在于：放弃个体的欲望和趣味，接受体制的、一体化的原则和秩序。也就是说，真实性、独特性与异质性被同化了，它的普适性就像瘟疫一般可以迅速统治一个版图。写作已经被纳入了一种体制、主流写作界认可的模式标准，并把这种标准内在化为个体的必需。甚至，这种必需逐渐可以成为一种依赖和内在的渴求，并为造就犬儒鼠系提供了唯一生育方式。
在我的耳朵里，最后一句话是分量很重的话。如果摊开来说，我们就有成为自我封闭的、夜郎自大的、以一己沙上建筑放大为特洛伊城堡的“诗歌义和团”。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我们一直是生存在汉语中的诗人，不是口语的、史诗的、翻译体的写作者，非非依靠的资源恰恰是来自西方文化和汉语传统、又根置于当下的语言形态，非非的写作终极就是趋向一种经典写作，它的根性是经典之须。但是，这些均体现在非非很多文章里的观点，柯雷那双非凡的慧眼没有看见。
我们分别谈了自己的观点。具有语言天才的诗人陈亚平以《诗歌白皮书》为例，谈了自己对口语写作、翻译体写作前景的悲观。诗人龚盖雄是一所大学的讲师，利用这个机会，展示了他淋漓而尖锐的批判话语。他说，非非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最具坚韧性的写作群体，并不是偶然的。体制外写作代表了21世纪汉语写作的正常形态。我则阐述了一个看法，历代诗人都认为写作应该远离意识形态，但在中国，意识形态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写作的密切关注，它总是要设法把你的笔拉回到它认可的地域，要求以俯身的、以弯曲的笔意，实现国家美学的宗旨。在一个普遍性黑暗的后极权时代，体制外写作以“最不纯粹”的命名，恰恰体现了当下写作的意义和价值——写作干涉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涉写作为止。也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对于一种你正患上的不治之症，你不可能发生纯审美的兴趣；对于一个要割断你喉管的人，你不可能感到无动于衷……”但这些言论，显然没有触动柯雷，他也许认为我们在夸大自己的苦难，或者妖魔化环境的险恶。也就是说，他不满足于我们的回答。
这让我回忆起在哪个地方看到介绍柯雷的一篇文章。说他是当代诗歌的旁观者和研究者，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力求客观而中立地研究诗歌。我想，他可以近乎完美地达到这些指标，但人总是有观点的。比如，研究当代诗人，怎么不去研究作协体制中的老诗人呢？他其实是在关注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当中的各种现象，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影响日益扩大的几个人或者流派身上。但这些人的发福，难道仅仅是艺术水平超乎整体美学基线之上么？恐怕不一定吧。对这类问题，我想，柯雷是愿意回避的。
为了阔跃气氛，老练的柯雷谈起了汉学家阅读中文的蜗牛速度，视力很难与思维接轨，这是汉学家最不愿意承认的问题，但他讲出来了。他谈到莱顿大学汉语研究领域的设置，他的记忆力是出众的，几乎可以复述他在荷兰关注到的中国诗歌界的一举一动，逻各斯的严格和清晰体现了作为理论行家的原态。他谈及他的博士生的研究方向，谈到全欧洲最为庞大的“中国当代诗歌资料库”，让我们大开眼界。我记得曾经看过国内某个先锋诗人的文章，说自己的诗集被这个资料库“荣誉珍藏”。那口气，估计就距诺奖不是很远了，有了方向，就不至于找不到北。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柯雷对当代中国诗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可以为汉语诗人打开一条字母化的路，并迅速把你格式化，成为磁盘上的一个点或者书库检索栏当中的一张小卡片。然后，你就有权等候着字母的问候和关注，来与之相遇了。
听到我们称一些诗歌为翻译体写作，柯雷显然很不以为然。他大度地说，即使是翻译体写作又怎么嘛，世界不是在一体化吗？翻译体写作也是接近世界的一种方式。我同意他的看法，但问题在于：我们反对把翻译体写作包装成一种汉语普适性的写作，如果汉语写作已经被矮化为翻译体写作，这绝对是白话写作80多年来的耻辱。
周半闭着眼睛在喝水。他显然从有些激动的谈话场面逸出去了。此时，他极可能徘徊在西昌邛海边的林荫道上，从柳叶上寻找蝉鸣和露水。他回来了，手上似乎多了一片柳叶，刀刃一般的薄，他说话，显得语重心长：“和中国文化人相比，欧美文化人心态比较健全，一般具有开放性的人格结构，但这也容易产生另一个问题，使研究失去精神尺度，特别是对汉语诗歌的研究。”柯雷听懂了一半，“伦佑，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指我写文章介绍下半身。”周默然。我想，凭柯雷的名声和诸多效应，大概在中国诗歌界，从没有谁能够如此“纠正”他。但是，周已经说了，一共两次，语调低沉，让人感动。
他的样子总让我联想起精通算命的诗人马克思·雅各布。我想，周的意思并不是想教育谁，而是针对柯雷在标举口语写作、下半身写作而说的。周的意思是，研究什么是别人的自由，但研究者应该有一个比较严格的价值尺度。但这个标准我想柯雷并不在乎，他仅仅是着眼于一种诗歌现象，也许没有顾及这个现象的深层背景，它的动机，甚至伴随而来的负效应。比如，口语与后极权亲善语言的关系，媚俗与国家美学的关系。还有，这就不属于诗学的研究范畴了。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剖析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物质化的社会，我想，这其实跟极权社会中的人一样，同样会变成“单向度的人”。写作者都缺乏一种超越身份和环境的思考。极权社会的单向度，是因为容不下异己的声音，物质主义社会的单向度，是因为被物化社会收编。现在看来，这种单向度的对立是不存在的，原因在于：后极权时代在继承极权本质上的压制异端的传统同时，对物质主义的依赖和弘扬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于是，在汉语状态下的自由写作，就必须要抵抗这两者的腐蚀。我们在作品里见到的美学范式，往往都是这些液汁留下的蚀刻画。
柯雷显然不属于“不安的缪斯”，他应该属于缪斯的祭司才对。因为像我们这些对写作心怀崇敬的人，不仅会使自己的写作不安，也会令自己的读者不安。某根弦被触动，就会发出一阵连自己也无法预测的响动。每个写作者的一生，都是纸上的建筑，我们可以撒豆成兵。如何找到心灵与思想在交汇之际那种暂时的和谐，并把它置放到恒久的祭坛？如何从纸上出走，从僵硬的体制话语突围，在最真实的生命与生活中活出最完善的自己？
柯雷大度地笑了，突出的额头像蜡一样发光。他必须从他曾经醉心的那些诗歌的节奏当中抽出身来，来解决非非与环境锋刃般的对峙。但是，他感兴趣的还是，有几个人为什么要另立山头？为什么体制外写作在座各位都有一致的见解？诗歌的非非逐步在演变为文学的非非，文化的非非，甚至思想的非非，对这种变化，我能够看出，他事先是没有准备的。
周拿出了自《非非》创刊以来至今的10本《非非》刊物，有二分之一柯雷没有见过。看看吧，看完之后很多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
估计大家都有些疲倦，雨田拿出了照相机，请柯雷与大家逐一合影。这个沉默的雨田，光光的头，下颌一片钢髯，是个在风尘里一心修行诡异之思的作家。我们的照片，连同我对40岁的汉学家的美好印象，被他带回绵阳，连同他本人一起失踪。
我们不妨听听柯雷对中国当代诗歌的评价，为了准确起见，我找到了他发表的一段话，与那天与我们谈的大同小异：“首先，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已经繁荣到我无法用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它的色彩不是红的、蓝的这样单色调的，而是多彩的；早期的朦胧诗尤其值得一提，这些诗歌中特有的意象手法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最感兴趣的（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另外，中国诗歌有着与其他国家诗歌一样的特点，那就是这些诗歌反映了诗歌产生的那个年代的一切，我们把这些诗歌同它的时代和地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文化和发展。通过中国诗人的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的过去、现在，特别是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先锋诗歌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精神文明的东西了，我们再无话可说。
应该说，我们与柯雷之间出现的认识差异，是非常正常的。这是深入汉语之后所造成的歧义。柯雷的汉语语境毕竟是在研究的卷页当中，他精通的几国文字以自由的汁水稀释了汉语当中的一系列不安，他很忙，甚至有权把汉语当做一门可以攻克的高超手艺。而我们的汉语语境，却是具体到了从自行车到性交的每一个间隙。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把中国人民的诗歌事业当作了自己的事业，他代表一种什么精神啊？回家的路上，偶然回忆起在来的路上，想到的郁金香。在罗马神话中，郁金香是布拉特神的女儿，她为了逃离秋神贝尔兹努一厢情愿的恋慕，而请求贞操之神迪亚那的魔力庇护，把自己变成了郁金香。所以，野生郁金香就是贞操的具象。至于人工栽培的郁金香，那流淌着火焰以及云雷纹的花叶，怕是预示了更为诡异的美学尺度吧。想起那个把极品郁金香球茎当作洋葱的水手，柯雷是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他严格的学理应该赋予他清晰的判断，他有足够的眼力来厘清发泡塑料与金属的区别。也就是说，他用来祭献给缪斯的，应该是上好的郁金香，而绝对不是中国诗歌界里那些冒充郁金香的洋葱。尽管郁金香要艰难地开花，洋葱也要失控地发芽。
在我的意识中，郁金香是左旋的花。
如果把利玛窦进入中土作为西方早期汉学，即“传教士汉学”开始的标志，它已有差不多400年的历史；如果把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正式任命雷慕沙为“汉、鞑靼、满语言文学教授”作为“西方专业汉学”诞生的标志，西方专业汉学也已走过了189年的历程。在这个源远流长的研究谱系里，以当代汉语诗歌研究为己任的顾彬、柯雷、奚密、戴迈河诸人，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必将使当代中国当代诗歌获得双重的收获：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公允的评介。
见到不久前的报纸，说在一场“睁开眼睛——SARS之后的中国诗歌”朗诵会上，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柯雷不仅现场用荷兰语朗诵，还携其爵士乐队“柯雷”为朗诵会助兴云云。看来，研究家也是不甘于寂寞的。
学术界认为，我们处在一个“边缘的中心化”和“多元的一元化”的奇特时代，这个背景对时代的写作提出了更为复杂和艰难的要求。不是有人说，非非介入意识形态过多了么？注意一下这个前提吧，你无可回避，你的笔不是鸵鸟的屁股，在向天空表情。
本文未经过在场另外诸位及柯雷过目，纯粹是本人的个人印象和感受，特此说明。
2003年8月1日 定稿在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