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送给我两本书：《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和《往事知多少》，都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的。书印得很漂亮，听说在桂林全国书市上，征订数超过了首印数，书一问世就重印，真为他高兴。
智效民是老朋友。他和我是山西社科院的同事，又是多年的对门邻居。大约15年前，我们先后搬进并州南路282号院2号楼1单元4层楼。他家7号，我家8号。我们是同一代人，都当过知青。他长我5岁，文革前就下了乡，是比我更老的老知青。当时，他在山西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我在《晋阳学刊》当编辑。他写了一篇反思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章投给我，我发不出来。那时，我们都处于学术上的失语状态，每天只好下围棋打发时光。也记不住和他下过多少盘棋了，反正不是一个小数字。这样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两年。后来，我被调出《晋阳学刊》，他又成了《晋阳学刊》的编辑。但他进来的时候，这份在80年代颇有生气的学术杂志，早已变得很无聊了。于是，他在应付编辑工作之余，开始了思想随笔的写作。
如今，在一些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随笔的学术价值是不被承认的，哪怕学术随笔也不行。好在山西社科院对科研成果的统计还比较宽泛，还承认随笔也算科研成果。但也是以专著、论文和研究报告为正宗，随笔是难以列入所谓“课题”的。原先，老智在历史研究所也曾承担过课题。撰写那些别人安排的课题，让他精神上苦不堪言。因为这些课题没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更谈不上自由之精神。课题的经费，来自政府部门，虽然也是纳税人的钱，但课题的设计往往有很强的部门色彩。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谓课题，别看有的列入国家级项目，有的列入省部级项目，其学术价值非常可疑。表达形式也是取阅于领导部门和评审机构，而根本无视读者的兴趣。相当多的一批课题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根本没人要看，甚至前脚出了印刷厂，后脚又进了造纸厂。参加不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就成为许多在体制内供职的学者的两难选择。参加了，就可以支配经费，获得或大或小的实惠，还可以评奖，评职称等等。但你的智力就要投入到这种课题中去。
而随笔与课题报告或论文大异其趣。它没有一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话要说，有感而发，叙事、抒情、议论顺其自然。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各类文字之中，随笔是最见真功夫的一种，阅历、思想、学问，个性、性情、文采，都可以见诸随笔。学术界所推崇的学术论文，是近一个世纪外国引进来的，最近二十年在学院得到特别的强调，是科学主义的产物。而中国古代的被称之为学术遗产那些经典文字，比如先秦诸子，都可以称之为随笔。论文被视为学术正宗，随笔被挤到学术殿堂的边缘，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异化。克服这种异化的局面，需要有一大批既有学识又有胆魄的学者共同努力。
智效民是九十年代中后期，逐渐摆脱“课题”的圈套，进入随笔写作的。很快，就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全国有公共影响的报刊一一向他敞开了大门。比如他写张奚若的文章在《书屋》发表以后，王元化先生十分欣赏，向沪上许多学人打听智效民是谁。直到某次我去上海，他和我聊起来，才知道老智原来是山西学者。
摆脱了“课题”的圈套，也就得到了心灵的自由。
智效民和我学术兴趣相近，都关注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界的前辈，实际上也是为了反省自身。看到周围太多不如人意的现象，不免要思考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中国知识分子从哪里来？又向哪里走去？我们身处什么样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环境给我们什么影响，我们应当怎样应对环境？我们又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应当做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研究历史，研究前辈知识分子的命运，得到现实的启示。我们经常围绕这些问题互相切磋，越切磋越感到这个领域可挖掘的题目很多。智效民以较多的精力关注以庚款留学生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这本《胡适和他的朋友们》，多属对这些知识分子的钩沉。应当说，这种钩沉具有开拓的意义。这些年，国内关注胡适的学者日渐其多，以胡适为主题的传记也出了多种。智效民独特的角度，是着眼于胡适周围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的名字，比如任鸿隽、陈衡哲、陶孟和、张慰慈、朱经农、王云五、段锡朋等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是陌生的。就是像张奚若，在建国后的新闻报道中有机会露面，但人们也不知道他曾经有过什么思想主张。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胡适因为在中国大陆成了批判和丑化的对象，所以名字始终没有在传媒的视野中消失。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名字，基本上被历史遗忘了。学校和传媒引导人们关注的只是左翼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谁有什么活动，谁有什么作品，甚至谁和鲁迅打过笔仗，被鲁迅骂过，都可以成为文化史的谈资。但胡适以外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的言论，还是他们的活动，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到了二十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这种失衡的局面终于开始有了改变。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张紫葛的《心香泪酒祭吴宓》，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在读书界刮起一次又一次旋风。谢泳、傅国涌笔下的旧人旧事，也颇得读书人的关注。智效民的随笔，虽然较为平和，不是那么火爆，但也为校正历史的天平，增添了一个又一个有力的法码。它的份量，绝非无足轻重。我相信，这会得到历史的证明。
后来，智效民又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八位大学校长》，讲的是民国故事，却为当今中国大学提供了一面镜子。很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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