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哪儿？位居地球上的什么位置？今天看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或纯“地理”学的问题，当年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敏感至极的“政治问题”。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当年即因此而被封杀，而后人却因此而盛赞其巨大的启蒙意义。

《瀛寰志略》共10卷，约14.5万余字，收图42幅，其中只有一幅关于日本和琉球的地图未用西方所绘地图，其余都按西方原图描摹。在当时，这可是大胆的非法之举。但他认为：“地理非图不明，图非履览不悉。大块有形，非可以意为伸缩也。泰西人善于行远，帆樯周四海。所至辄抽笔绘图，故其图独为可据……此书以图为纲领，图从泰西人原本钩摹。”在这部著作中，他首先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地球的概貌和各大洲的基本知识、经纬度的划分等，然后分别介绍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这四大洲各国地理、历史和现状，还介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及南极的基本情况。可以说，他的著作是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世界地理、历史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认识的最高水平。

在这样一幅如实客观的世界图景中，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神话自然破灭，“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将破碎。对此，徐氏实际已有相当认识，但面对现实却又无可奈何。所以他虽在初稿中明确写道“亚细亚以中国为主”，但在定稿时却心有余悸地将此话改写成“坤舆大地以中国主”。由“亚细亚”改为“坤舆大地”虽只一词之易，但徐氏内心那种不得已的苦衷，却可从中略窥一斑。还是在此书的刻印过程中，他的同乡好友、地理学家张穆见徐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亚细亚图之后深感不安，甚为他担忧，急忙致书徐继畬，提醒他应将《皇清一统舆地图》置于卷首，因为中国传统的“春秋之例”最严内外之词，严守“夷夏之防”，而且“执事以控驭华夷大臣而谈海外异闻，不妨以彼国信史，姑作共和存疑之论。进退抑扬之际，尤宜慎权语助，以示区别。”他特别以明代徐光启等人在此方面未加注意结果“负谤至今”为例，要徐继畬吸取教训。“负谤至今”的确可怕，徐继畬立即采取张穆的建议，将《皇清一统舆地图》放在卷首。同时，徐氏在“凡例”中谨小慎微地申明“此书专详域外”，于中国情况“不敢赘一词”，以避免中外对比。因为“对比”起码意味着可以“并列”，而这是中国是世界中心的“主流话语”断难容忍的。因此，在介绍亚洲不得不提及中国时，便不得不将中国说成是“壤尽膏腴，秀淑之气，精微之产，毕萃于斯。故自剖判以来，为伦物之宗祖，而万方仰之如辰极”的中央之国。尽管他已知道中国实际位于何处，但仍不得不说中国居于“万方仰之如辰极”的地位。的确，诸如“天朝上国”、“世界之中”这类根深蒂固的社会性观念，并非理性、知识等可轻而易举打破的，面对这种巨大的力量，徐继畬也不得屈从。

而且，《瀛寰志略》并不是一部单纯的地理学著作，它以更多的篇幅介绍了各国的风土人情、宗教社会、政治制度、历史沿革等。从这些介绍的重点和评论中，可以看出徐氏的苦心所在，即中国的安危与富强，向对鸦片战争的意义仍毫无觉察、仍沉迷于“天朝上国”幻觉中的朝野人士呼吁，这实际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当前的处境不仅不是什么处于世界之中，而是“求隔绝而不能”，面临“天下从此多事矣”的局面。

在对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的介绍中，徐继畬强调的是其亡国原因和反抗精神。他对文明古国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的过程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并发出“哀哉”的感叹，意在提醒国人以印度的沦亡为前车之鉴。他尤其提醒人们注意西藏南界、滇省西界及粤东的安全。对南洋小国苏禄人的英勇反抗，他称赞道：“当西班牙、荷兰虎视南洋，诸番国咸遭吞噬。苏禄以拳石小岛，奋力抗拒，数百年来，安然自保，殆番族之能自强哉！”对以前是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被西方殖民后给中国的安全造成的威协他忧心忡忡，格外关注，认为这是“古今一大变局”，中国“求隔绝而不能”，“中土之多事，亦遂萌芽于此”，“天下从此多事矣”！

然而，徐继畬更加关心的是欧美等国是如何强盛的。所以他对欧美诸国作了更加详细的介绍。他认为欧洲“其人性情缜密，善于运思，长于制器……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国，非偶然也。”正是这“非偶然”使他对鸦片战争的意义、对当时的世界大势、对西方强盛的原因等诸多方面的认识远远高于当时的其他人。所以，他要探究这“非偶然”，也就是西方强盛根本、必然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种探索使他初步意识到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别种与之相当的文明，所以他对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都作了公充的介绍评价。在谈到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基督教时，他这样写道：“摩西十诫，虽浅近而尚无怪说。耶稣著神异之迹，而其劝人为善，亦不外摩西大旨。周孔之外无由宣之重译，彼土聪明特达之人，起而训俗劝善，其用意亦无恶于天下。”以徐继畬当时的身份，对“周孔之外”的文明能如此公开称赞，确属“骇人之论”。可以说，徐继畬此时已隐约触及到文化比较的价值层面，而中国社会是在此大半个世纪之后，历经器物－－制度层面的接触比较之后，才触及到文化的价值问题。对欧洲文明的另一个源头希腊文明、尤其是雅典政治，他也作了详细介绍，并得出因此“势益富强”的结论。在对古罗马的介绍中，他也强调废除国王之后“选贤者二人，居高爵，立公会以治事。高爵每年一易，由是国无王而势益强盛。”明确说出“国无王而势益强盛”，当时确是石破天惊之论，这本身亦透露出重要的历史信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对欧洲16个主要国家和美国的介绍中，徐继畬认识到这些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商为本”，同时，他对闻所未闻的民主政治也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在这两方面作了大量的评价。应该说，这表现出了徐氏的远见卓识，他的确抓住了事物的本质，更抓住了近代中国的时代课题。

在经济与国家强盛的关系方面他写道：“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同时，他多次指出英、荷等国侵略它国的动机是为了牟利：“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马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以此为框架，他对欧洲许多国家的富强之因一一评述，极力推崇“以商立国”。在长期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中国，这是极具启发意义的，确是几十年后郑观应等人疾呼“商战”的先声。

作为一名政府要员，他对各国政治自然极为关注，难能可贵的是他能超越政治、文化和个人身份的限制、偏见，对民主制度情有独钟。在介绍英国政治时他介绍了义会制度，将国会译为“公会所”，上院译为“爵房”，下院译为“乡绅房”：“英国之制……都城设有公会所。内分两所，一曰爵房，一曰乡绅房。爵房者，有爵位贵人及耶苏教士处之；乡绅房者，由庶民推择有才识学术者处之。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之，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大抵刑赏、征伐、条例诸事，有爵者主议；增减课税、筹办帑饷，则全由乡绅主议。此制欧罗巴诸国皆从国，不独英吉利也。”在当时，对英国的国会制度，上院和下院的功能能作如此准确的介绍，实属不易。在介绍荷兰的情况时，尤其强调其“税饷颇重，听绅士筹办，王不得专。”他还热情地将瑞士比作中国传统中理想的“桃花源”，该国“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候”，“国无苛政，风俗俭仆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为“西土之桃花源”。将现实中“化外”西方一蕞尔小国比作中国“三代”中“圣人之治”的理想国，在当时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言论。

在风土人情的介绍中，他对伦敦、巴黎等现代化大都市的繁华胜景都有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图书馆、大学等公共文教设施的介绍，更使人闻所未闻。他以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的婚姻自主、一夫一妻制。在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夫多妻制视为天经地义，自由恋爱、婚姻自主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当时，他的这种“客观”而不带批评、谴责性的介绍，本身就被视为伤风败俗。同样，他还以这种客观的态度介绍了英国晋见国王的礼仪：“英国宾主相见，以脱帽为恭，各伸右手相握为礼。除跪拜天帝救世主外，见君主亦无叩头之礼。”

当然，他对西方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尤其是黑人被贩为奴的惨境深为同情；对西方本是“同宗”的新、旧教间宗教战争的频繁和惨烈亦深表不以为然。

徐继畬最为倾慕的，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皇帝、国王的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部书中，对美国的介绍所占篇幅最大（当时美国建国不到百年，并非最强大的国家），对美国当时的26个州都逐一作了介绍。特别是对其政治体制，徐氏情有独钟，似乎是他理想中的模式：“米利坚政最简易，榷税亦轻。”“统领虽总财赋，而俸万圆之外，不得私用分毫。”对美国的议会制、总统制，他更是赞口不绝。他之所以如此推崇华盛顿，是因为华盛顿在举兵起义、使美国获得独立后却“谢兵柄归田，众不肯舍，坚推为国主”，但华盛顿坚持“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宜择有德者为之”，因此奠定了美国的总统制。而且，正是这种总统选举制使美国开国不久就迅速强大，这种制度使“各部同心，号令齐一，故诸大国与之辑睦，无敢凌侮之者”。当然，他在相当程度上仍是通过儒学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的，如认为美国的民兵制“与古人寓兵于农之法暗合焉”，而华盛顿更是“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不僭位号，不传子孙”，“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虽未明言，但无疑是针对中国皇帝“万世相传”、以“天下”为一姓之家产而写。在他的理解中，正是华盛顿、是美国的民主制才秉承了中国传统儒家理想社会中的尧、舜、禹这“三代”的遗志！

这本书一经印行，即受到猛烈抨击，有人还上章弹劾，要求将此书毁版。有人攻击此书是“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其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特别是“于华盛顿赞其以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直为环宇第一流人。于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谓其版宇直接前后藏。似一意为泰西声势者，轻重失伦，尤伤国体。况以封疆重臣，著书宣示，为域外观，何不检至是耶！”甚至以“经世”著称的曾国藩当时也指责此书“颇张大英夷”。甚至有人将书中论日耳曼联邦有“西方王气，方兴未艾”之语的“西方”这个限制词去掉，这样便可诬陷他说日耳曼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内有“王气”；中国要以日耳曼为王，真是罪大恶极！由此，也可见国人“打小报告”的手段之精巧。

与魏源的《海国图志》一样，此书在国内被批判抵制，在日本却大受欢迎，被多次翻刻，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启蒙作用。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此书出版二十年后，形势大变，此书才重新为国人重视，总理衙门重刊此书作为同文馆教材，此后被不断刻印。首任驻外大使郭嵩焘到英国伦敦后，发现自己原来认为此书对伦敦繁华的描写肯定言过其实，现在才知道果真如此，并感叹徐氏从未到过西方，但“所言乃确实如是，且早吾辈二十余年，非深识远谋加人一等者乎？”王韬、康有为都不止一次谈到《瀛环志略》对自己了世界、研究“西学”的巨大思想启蒙作用。梁启超直言自己是17岁时入京会试归途中在上海购得此书后，“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他将此书列为重要的必读“西学”书籍。他后来写道：“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书介绍的西方或曰现代地理知识“颠覆”了中国传统中国位于“世界之中”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如果按照当代某些“后现代”、“后殖民”论者的观点，这是典型的“西方话语霸权”、用“西方知识改变本土知识”、在“西方知识之后的一套殖民话语”。然而，果真能将其拒之门外、仍用中国传统的“皇清一统舆地图”吗？然而，抗日战争期间在某些战斗中，却发生过中国军队只能用清朝地图、而被早有准备、使用精确现代地图的日本军队打败的事情。若一定要用中国传统地图，别的不说，我们还能有飞机、火箭、卫星吗？

总之，这部启蒙之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也即启蒙在中国的曲折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