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的日常生活史都是心灵史。知识分子由于事业直接与心灵相关，其日常生活史更鲜明地显现为心灵史。王元化先生虽然曾是地下党员和上海市宣传部长，经历之宏富非普通知识分子所能比，但是由于他在写作《九十年代日记》时以已经完成了向纯知识分子的复归，所以，我阅读《九十年代日记》时把他定位为知识分子，所探究的也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

无论是从哪个角度看，王元化先生都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今年八十有二的他经历了数个重要时期，曾集政界明星与人文知识分子两种角色于一身，晚年更成为中国自由思想者的象征。在《九十年代日记》中他记录了丰富的社会关系所造就的他多姿多彩的个人生活：他的寓所成为社会名流的雅聚之所、频繁参加重要会议和仪式、被大众传媒和小众传媒所关注、思想和交往的国际背景，等等。但这些只能标志他相对显赫的社会地位，而不能确证其知识分子身份的合法性。真正能证明其知识分子身份的乃是他清醒的理性精神和对社会批判使命的主动担当。独立人格、求真意志、人文关怀精神三位一体，构成了他晚年的主要追求，亦是他晚年力倡的新启蒙主义的基本内涵。漫长而丰富的社会交往史使他深知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为此他不断重提启蒙大业：“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今天中国仍需要启蒙，但又须防止或克服启蒙的‘扭曲心态’”。（《九十年代日记》第４７５页）他所说的启蒙主要是人的自我启蒙，即理性批判意识、独立人格、求真意志的自我培育，而防止或克服启蒙中的“扭曲心态”实际上指的是“破执”的功夫——破理性至上、人类中心主义、阶级本位之执。由于启蒙主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非主流思潮，所以，王元化先生的主张虽不乏响应者，但也受到了旧派和新派学人的夹击：晚年力主传统文化复兴的李泽厚先生指责他提倡否定的辩证法，“破坏的激情很大，什么都抛弃，否定”（上书第５页），而包括林毓生在内的激进学人则认为他的新启蒙计划失之保守。他在此情境中坚守自己的理想，于王国维和熊十力的生存方式中寻求精神支持，对他们的“孤注”精神赞赏不已。在谈到王国维“且非常之说，黎民之所惧；难知之道，下士之所笑，此苏格拉底之所以仰药，布鲁诺之所以焚身，斯宾诺莎之所以破门，康德之所以解职也”之宏论时，他慨而赞之曰：“这是何等精神！何等见识！纵在今日又何以冒之！”（上书第１６３页）时至今日，当我们痛感于中国知识分子立场之依旧漂浮、理性精神之依旧匮乏、灵魂之依旧孱弱，就会理解王元化先生提倡新启蒙的原初动机。

然而理性精神的培育毕竟是费时且需要机缘的工程，因此，以新启蒙之理想关照彼时中国文化界的状态，王元化先生不能不产生孤独和苦痛之情。他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对九十年代某些学术规则的疑虑、对人文精神失落之忧虑、对文化泡沫化的焦虑。在提及九十年代业已发端的文化酷评之风时，他将之与中国知识分子交往理性的残缺联系起来：“半夜醒来有这样的想法，中国知识分子往往不能建立一种合理的正常关系。他们不是像刺猬或豪猪（为了避免伤害，你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就是像豺狼（一旦碰到一起就眼睛发红，露出了牙齿）。酷评之风最近又流行了。”（上书第４７４页）此类评论也许偏颇，但其中蕴涵着他对中国文化的关爱。这种爱在文化被视为游戏的今天弥足珍贵。

我在阅读《九十年代日记》时对王元化先生多层面的社会关系极感兴趣，注意到它既使他的生活多姿多彩，也让他时常产生疲于应酬之感，并最终微妙地影响了他晚年的生存历程。在九十年代后期的日记中，他提及日常生活的语句日见悲凉。由被删改后的字里行间，读者可以猜测到他的家庭发生了某种变故，虽然这变故的详情是我们作为局外人难以确知的，但其结果却明晰地呈现在书中：“家中已无法用书房，无法接见来访者”（第３７１页）。他因此写下了《九十年代日记》中最私人化、最动情、最人性的篇章：

我无法避开生活的苦恼，一九五五年的政治运动，精神的受伤；六十年代初撰写文心柬释时突然旧疾（静脉周围炎）复发，右眼失明，只得辍笔；“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离，心因性疾病再一次袭击了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治处境好转，平反在望，可是张可（王元化的妻子——笔者注）突然中风了；晚年又因另一种不幸，使我不断咀嚼痛苦，我是希望家庭幸福的……命运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击，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过去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宁静……我要忍受命运的颠簸，像《旧约》中的约伯一样……（第３６９页）

类似的文字在１９９７年的日记中还有多处。它袒露了一个文化名人的无奈。更无奈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向组织求救”：“向组织申诉困难后，昨日在衡山安排了一间类似工作室的房间，作为安身立命之所……”（第３７１页）由此可见一代知识分子对组织／体制的依赖性。这种依赖体现在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到某县时由县长派专车接送），《九十年代日记》对之有详细的记载。我无权要求一个年近八十的知识分子学习体制外生存，但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不彻底性是否与此依赖相关，却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王元化先生在日记中从许多角度谈及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惟此向度的思考缺席，应该不是偶然的。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代知识分子的优势，一代知识分子也有一代知识分子的欠缺，这是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

王元化先生在本书后记中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话：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为自己记的，一种是给别人看的。他的日记原来是为自己写的，夹杂着许多缩写和符号，在出版前为完成第一种日记向第二种日记的转换，曾经做过割爱、删削、委婉化的功夫，所以，我们看到的《九十年代日记》实际上是《九十年代日记选编》。但是他在选编日记时无疑是忠于原初文本的，所割爱、删削、委婉化之处也能在字里行间窥见些许，因而这本日记并未因选编而失真，反倒更完整地呈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和心灵状态。读王元化先生的日记不但要读文字，还要读空白，在不立文字处或文字失踪处体悟其深层语义。解读这种独特的文本，对我们筹划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建设之路必有独特的意义。

（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７月出版，定价２９.８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