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高尔基想到了瞿秋白，都是文人，都参与了上个世纪的革命，也都做出了内心独白。瞿秋白的话语似乎来得更彻底、更坦白，看起来并没有打算为自己讨个清白，也没有为自己确定什么答案。袒露，赤裸裸的袒露，自相矛盾的心路和宣泄的感叹，关于世界、关于社会乃至关于人类解放和个人的解放全在其中。瞿秋白，最后的姿态，唱着国际歌面对死亡，平静而坦然，可他的内心呢？用死亡从惶惑和困苦解脱，也就有了寻常所不解的安详。
《多余的话》把想说出来的都说出来，毫不在意后人如何看。猜想他，或许开始革命的时候就对“烈士”有了心理准备，作为忘年朋友的李大钊，其英勇也为瞿秋白和其他革命者矗立起楷模风范。可“烈士”还要袒露那么多的人生苦衷和凄叹，莫不知李秀成么？瞿秋白用对自己的自责和自悔躲开了更多的故事，我怀疑这样的方式是他苦心而为，将那些曾经一起的志士仁人掩饰残酷的面孔。包括自己曾经的信仰，也归罪于自己人格懦弱和“无政府主义”残留下的惶惑。
瞿秋白一九二零年赴苏俄采访，用青年人的社会情愫写下了《饿乡纪行》和《赤都心史》。八年后，瞿秋白又一次来到苏联，并作为中国代表在那里滞留了两年，可再也没有像样的文字给我们留下来。其实，直到他三零年离开，总应当有十年的对比、十年变化，这包括苏联社会也包括自己思想两个方面。或许从有一些期待已经实现，也总有一些想象依然轮空？从社会经济、人文精神上，从故友新朋间，从共产国际的组织建设上？直至比较原来的东方大学和孙中山大学的变迁中，总应有所感受有所思索。
瞿秋白见到过列宁，相信那时也见到过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或者托洛斯基这些政治明星，在《多余的话》中还坦然提到布哈林对自己的批评。就在这第二次来到苏联的时候，托洛茨基已经倒掉、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也正作为党内“反对派”受到整肃。东方大学原来那些中国问题教员和专家们应当全部失踪了，米夫正率领着王明领导着远东的无产阶级革命呢。相信，此时的瞿秋白心情很是不好，正在东奔西走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不是应该越是检讨越要思考呢？是不是越要思考就越要回顾呢？而作为中国为数寥寥的历史见证人，瞿秋白显然应当知道肩负的责任和义务。
瞿秋白更应该明白如何小心翼翼，不要轻易落入苏共的政治漩涡中去。能和布哈林这样故友保持关系又能划清界限，还能最终安然回国。瞿秋白究竟如何度过这七百来个日日夜夜的呢？如果从内心归属和感情倾向，瞿秋白更能和布哈林季诺维也夫们有暗中的互动，而且当时在苏共掌握实权的大多都是瞿秋白不熟悉的新面孔。相比这样的复杂变幻，长汀的监狱简直如同世外桃源一样的安逸，明了直白的处境给予意外的简单朴质。
瞿秋白不再讴歌，也不再叙说期待。失去话语的瞿秋白有党内斗争的抑郁，难道就没有对“大同世界”的失望和困惑么？《多余的话》对此无喙一词，甚至援引一下已经走背字的布哈林对自己的批评，可见对世故的平淡无忌。在一九三零年的苏联，瞿秋白不仅看到了什么，也更想到了什么，把话语如此隐隐约约地说，其心其迹，难道用“历史的纠葛”就可以了断的么？
即使后人恭维鲁迅和瞿秋白领导了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瞿秋白却是如此看待：“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继续在为马克思主义奋斗，为苏维埃奋斗，为站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例行公事办了些，说“奋斗”是太恭维了”。他还说道：“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吧”。
心绪黯然的瞿秋白，未必仅对于党内斗争的厌倦，悲情于整个文字中的何尝不是信念的遗弃。以否定自己十年的努力奋斗和揭示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归属，更是对自己的一种表白。这样的心情，在党内无处排解，也不能坦述。如果向社会作告白，无疑就是一种背叛。为敌人所利用、为对手所喝彩。人们正是抱着这样的猜测地看待瞿秋白和鲁迅在一起的，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向敌人抗争。
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出于党内秘密，瞿秋白可以不向鲁迅倾诉所受到的粗暴对待，即使瞿秋白曾经长住在鲁迅家中也是应当如此。但，瞿秋白难道不能向鲁迅叙说在斯大林的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么？难道鲁迅没有一肚子疑惑，比如关于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反党集团，那些关于苏共党内斗争的曲直？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等等？再比如关于苏联十多年的社会变化、人文精神等等？至少后一点，瞿秋白应当比纪德看到的更多、更真实而且更细致，也更有历史参照。
没有办法相信这个以苏俄革命而著名的人物可以躲避这个话题，也没有办法相信以杂文为匕首投枪的人物不去关心这个话题。这段历史有自己的见证人，冯雪峰或许广平、杨之华都应当知晓最详细的情节。一九三二年鲁迅著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是他和瞿秋白如此亲密接触后的文字，及至那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是一个巨大的迷。或许正如瞿秋白自己说的“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
这样一个人，留下了这样一堆“多余的话”，粗读，以为是把懦弱披露出来的坦荡；细读，是用悲情掩藏对信仰的失望，为后人撂下浮想联翩的蓄笔。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致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所谓的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
瞿秋白在生命最后时分将这个自己并不认同的话语端出来，岂止在于回顾一个“有趣”？他所卷入的并且曾经领导的这个运动，与他的精神本能有着如此的耦合，却是一个永不能达到的境界。革命的成果卑鄙得令人如此失望，革命的过程残酷得令人如此失意，而自己不能背叛、不能舍弃，只能闭锁在抑郁和悲哀中。当生命兀然得以这般终结，确是瞿秋白所求。一个渴望自由自在的人、一个赢若善良的人，暗自在想“固然从少年时候起，我就憎恶贪污、卑鄙……以致一切恶浊的社会现象，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做侠客。我只愿意自己不做那些罪恶。有可能呢，去劝劝他们不要在那样做；没有可能呢，让他们去罢，他们也有他们的不得已的苦衷罢！”。
是他的命运让人心疼，又怎么不是一种思想的命运让人心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