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在北京出版，该书首印2.75万册，很快便发售一空，并且在之后的20 多年里一版再版，总销售量估计已逾千万，人们把这一现象称为“黄仁宇旋风”。
由于黄仁宇的成功与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于是，一时间，国内学习或模仿《万历十五年》的作品也就雨后春笋般的冒了出来。以我的观察来看，这些受黄氏作品影响的历史写作者大致有三类：以吴思为代表的思想者群体；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网络写史群体；以易中天为代表的“百家讲坛”群体。说句不客气的话，网络写史群体和“百家讲坛”群体因为本身在学养和思维训练上的欠缺，他们的写作套路只是延续了以前的说书传统和讲故事传统，内容油腔滑调、硬伤累累，除了满足小资式的怀古情绪外，并没有发挥历史作品应有的“明智”功能。而以吴思为代表的思想者群体，尽管史识相当高明，但毕竟不是历史专业人士，论证时常有“概念先行”、“倒放电影”的毛病，因此，其“快刀破竹”之势让人赏心悦目之余，也不免疑窦丛生，“难道历史真这么简单”？
总之，至今为止，黄仁宇引发的这场史学领域内的“话语革命”，尽管造就了易中天、当年明月这样的“嘴皮子神话”，但却没有收获到多少真正有价值的“革命成果”。究其原因，道理跟“杜甫诗可学，李白诗不可学”是一样的，黄氏的写作架构和叙述手法是很多人能学到的，但黄氏行文中那“谪仙下凡”般的生命嘘气和军履生涯中郁积的家国情恨，又岂是他人能学的！所以，对于这场史学领域内的“话语革命”来说，“黄仁宇旋风”其实也就是“黄仁宇悖论”。为了克服着一“悖论”，我们就必须寻找既能作“标高”，又能提供“法度”的作品。而我认为，新近出版的李开元《复活的历史》就是这一方向有力的尝试。
李开元早年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研习秦汉史，现任教于日本就实大学。他从事秦汉史研究已有30年，对秦汉先民的历史、生活、心态了解得极其透彻。在借助《史记》和相关史料考察秦汉交替的历史过程中，李开元发现，《史记》的记载有许多缺失和空白，造成了历史的断裂，留下诸多谜团。弥合断裂，解开谜团就是复活历史的关键，而这一过程充满挑战和趣味。所以，《复活的历史》的意图就在于真实再现秦始皇、赵高、李斯、陈胜、刘邦、项羽等这些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比如，“刘邦和秦始皇其实是一代人”，“赵高不是宦官而是全才”，“项羽北上救赵不是西去走东郡安阳渡白马津，而是北上走济北郡渡平原津”。讲述这些故事时，他如同老练的侦探，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通过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极为有限的信息进行深入解读、联通，将文献资料、考古文物、实地考察等常常分割的历史研究有机贯穿起来，修补由于史料失载而导致的历史缺环，完整再现了历史展开的全部过程。这种方法被人称作“复活型叙述”，还概括出一个“李开元复活历史公式”：（史料＋文物＋考察）×（推理＋联想＋情感）=历史真相。“乘号之前，是追求史实的严谨；乘号之后，是寻求史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前者，叙述就是沙上之塔；没有后者，叙述就是散乱积木。”
在我看来，这一公式有着极为重要的“范式”意义，因为它不但囊括了先前历史写作的基本要素，还加进了当前史学界忽视的“考察”和“推理”。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对张良博浪沙刺杀秦始皇是这样记述的：“良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以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由于这段描写比较简略，给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李开元由此发问“张良何以必于此地阻击始皇帝？又何以阻击不中后，竟能大索十日而不可得”？后来，他在秦史专家马元材亲临博浪沙考察写成的《博浪沙考察记》找到了答案。再比如，《史记》中对项羽渡河救赵“破釜沉舟”的故事是这样叙述的：“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馀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然而，破釜沉舟，渡河救赵，项羽军所渡之河，究竟是哪一条河？由于司马迁在文中只用了一个“河”字表达，因而有人说是漳水，有人说是黄河，成为历史学上一桩聚讼千古的疑案，而李开元根据谭其骧先生的名著《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也得出了“据此体察当时形势，领兵前往巨鹿救赵的项羽军需要渡过两道“河”，第一道是流经平原津的黄河，第二道是流经巨鹿的漳水”的可靠结论。
如果说上面两个例子是利用别人的观点或者考察做的推理，还不足以表现“李开元复活历史公式”原创品格，那么，复活“戏水之战”则完全表现了这一公式的威力和魅力。当时，周文军请准陈胜后率军西进，直指秦帝国首都咸阳。因为吴广的部队围住了荥阳，久攻不下，周文军就带领一支部队绕过荥阳，很快打进函谷关。他进军速度非常快，一直打到戏水。到戏水以后，实际上离咸阳就很近了，只要一鼓作气，马上就能直捣黄龙。当时秦国的首都一片慌乱，军队调集都来不及。可是，《史书》记载，周文军打到戏水之后就停下来驻扎。接着，秦将章邯奏请朝廷，赦免在骊山修陵的刑徒和奴隶，发放武器，编入军队，把周文军打出去了。读《史记》读到这里的时候，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都非常疑惑，周文军的目的就是要快速攻占秦都咸阳，可是到戏水之后，没有经受任何抵挡，为什么突然停住了，止步不前？很多历史学家都为他惋惜，认为周文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而李开元认为问题没这么简单。他注意到《汉书•高帝本纪》一个细节，周文军到戏水以后，“秦将章邯距破之”。距，通“拒”，“距破”，就是先堵住，然后再破，这是两件事情。所以，戏水之战，发生的战斗应该有两次，先防御，后反攻。有了《汉书》的这条线索，李开元再亲自考察戏水、霸上、鸿门的地理状况，他发现，在骊山戏水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瓶颈，渭河流到这儿的时候突然之间在骊山附近转向，使得骊山与渭水河道之间形成了一条狭窄的通道，这条通道就是从函谷关到咸阳的唯一道路。这个地方有一个夹角，这个夹角正是当时的秦京师军主力中尉军的驻地，兵马俑就是用他们为原型来做的。由此他又提出问题“周文军打到这里的时候，秦保卫首都的京师军在哪里”？最后，他作出了大胆合理的推断，“实际上周文军来了以后，秦军保卫京师的主力部队就驻扎在戏水，所以周文打到这儿不是停了，是不得不停。中尉军进攻不足，防守有余，成功阻挡住了周文，为章邯整编刑徒奴隶赢得了时间，才有后来的大反攻”。就这样，一桩“千古谜案”经过“疑难发问—发现线索—实地考察—合理推断”四个步骤也就被破解了。
虽然，秦汉史专家王子今认为李开元此说“属于没有太多立论依据的推想”，但也认为“在研究的最终结论尚无定局之前，也应当允许类似‘第六感觉’的意见发表”。对于王先生这种态度，我非常赞赏。想当年，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采用“默证法”，认为“举凡未见于古书记载的，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结果犯了不少错误。而1925年，王国维先生正式提出“二重证据法”，也就是侧面批评了“默证法”，重申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或“姑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原则。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王国维先生只是说出了“二重证据法”的一个层面，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加以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其实，从现在李开元复活“戏水之战”的情况来看，在陈先生举的三个方面外还应该加一个方面，那就是取“地面之考察”与“史识之推理”互相补正。
综上所述，“李开元复活历史公式”不只赓续了中国古典史学里的“太史公传统”，引进了西方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传统”，而且还发展了中国现代史学里的“二重证据法”传统。想当年，李开元与李零、阎步克一起发起“新史学运动”，搞串连、写文章、做讲演、找出版，忙的“不亦热乎”！只是不久后，受到出国浪潮的冲击，这些人“作鸟兽散”，新史学运动也就中途夭折。让人惊诧的是，后来，有朋友对李开元说“80年代的新史学运动失败了”，他却执拗的认为，“尚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也许，当时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是收获的季节”。或许正是因为卯着这股劲，李开元才能在他的同学朋友们忙着“学术抢滩”时置身边缘，在行走中构思着自己的“新史学运动”。他对自己工作的描述是“致力于学术创新，追求贯通文史哲的风格。已经完成研究•叙述•理论的写作布局”，“新史学应该给年轻人以梦想，给成年人以智慧，给老年人以慰藉”。可见，李开元既是个有“方法学”自觉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个有淑世情怀的读书人。所以，这本《复活的历史》除了典雅清丽的文字、朴素峥嵘的格调外，还别具一番耐人咀嚼的意味。
自从中国加入到现代化的大合唱之后，西方史学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由司马迁所开辟的史学传统被挤到了边缘甚至被遗忘。毋庸讳言，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和学习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中国史学家的主要功课，但其过分“专业化”的结果往往阉割治史者鲜活的感受能力和生命平衡感，这一弊端在20世纪后期中国专制意识形态的配合下更是达到了顶点。所以，如果说“黄仁宇旋风”表征的是生命本能的“努斯冲动”(nous)，“李开元公式”则表征的是逻辑规范的“逻各斯精神”(logos)；如果说“黄仁宇旋风”挑战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者的写作方式和思维方式，“李开元公式”则挑战的是中国当代历史学者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身位；如果说“黄仁宇旋风”标志着意识形态史学的坍塌，“李开元公式”则召唤着汉语历史写作范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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