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想法，已经不是一般的想法了。不好的事情只做不说，可能因为不好意思，也可能因为明知不对，是不当行为的一个层次。不仅做，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有理，是另一个层次。人都图便宜，社会上有盗版，你去买，可以理解。若你公然为盗版辩护，就不好理解了。我在博客上挂出“中国何以成为盗版书第一大国”后，大批跟贴的网友嘲笑我的言论，为自己买盗版辩护，按照他们的逻辑盗版简直就应该合法化了。我们早知道盗版在中国的猖獗，可称铺天盖地。这次又领教了人们的心态和认知：相当数量的人高呼盗版有理而后快。这道理竟然能端出来真让人震惊。这道理和抢了商店中的食品后说：“谁让你卖这么贵的，我还饿着肚子呢”，有何差异？大批网友的坦率，让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在中国盗版已成习惯，已成文化，已成中国特色（域外也有，谅无法与我们相比），已成透视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如此背离超民族、超阶级之传统道德（即不能拿别人的东西）的一个怪胎，能在此地成精，不是一个因素使然，如是铲除它易如反掌。它是互动的结果。我坚持认为，元凶是管理者。在诸多种类的犯罪中，打击盗版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犯罪行为一直在持续，人证物证都公然陈列在市场上，顺藤摸瓜就是了。是管理者的放纵，使得盗版者猖獗，便宜的盗版图书或音响制品的流行又诱惑了购买者。而管理者的渎职又是被侵权者的沉默娇惯出来的。没有不依不饶的原告，管理者着哪门子急？真应上了那句令全体国人气馁的话：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被侵权者分为两类：出版社和作者。后者是无组织的个体，前者则是团体，后者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和前者同日而语。在中国个人状告机关，很少有成功的。乃至作者遭盗版，有大发牢骚的——其实那是毫无用处的，却鲜有状告版权局不作为的。而被盗版时，出版社很少向管理者施加强大的压力。原因我在博客上的文章中说到了，中国的版权局和出版总署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出版总署是出版社的顶头上司，出版社的书号都要从那里获取，时常要向上司点头哈腰以求照顾，比如多给两个书号。出版社不敢向版权局强力施压。苦主的软弱，被管理者们的不作为，是管理者尸位素餐、不作为的原因之一。于是有了这样的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制度安排抑制了出版社向版权局施压，毫无压力的版权局打击盗版轻描淡写导致盗版猖獗，便宜的盗版货充斥市场造就了一代人的购买习惯，乃至思想方法。制度安排是管理者决定的，打击盗版也是管理者操作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上的问题都出在管理者身上。所以我说，他们才是盗版猖獗的根源所在。不是中国人品质低下，我们不是盗贼的坯子，是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导致了“劣币逐良币”，导致了思想的全盘混乱，盗贼哲学胆敢登堂入室。

管理者是公仆。如果得不到申冤的无数苦主们可以状告公仆无作为、渎职，而使公仆解职，公仆方才是真正的公仆，管理者才可能是有效能的、称职的管理者。

顺便说一下。这篇文章曾经送给一家报纸，编辑想用，而主编不同意，说是得罪不起出版总署。报社得罪不起，出版社就敢得罪吗？所以说，打击盗版的机构必须独立于媒体的领导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