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3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有一则开除文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如果知道此事原委，损坏学校名誉的就不是学生张厚载，而是开除本身以及开除他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今天我们谈起大学精神，总离不开蔡元培。执掌北大的他这样表白：“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后来继任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说：“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但这个“容”好像是在教师之间，一旦对学生，比如对这个和北大并不怎么合拍的张厚载，就缺乏容的雅量了。尽管张有过失，但北大却在他读了七、八年之后，即将毕业两、三个月之前，“令其退学”。

导致张厚载开除的主要是这两件事。一是他把林琴南丑诋蔡元培等人的小说转寄沪上，另一是文告所说“传播无根据之谣言”。

这是晚年周作人的回忆：“北大法科一个学生叫张豂子（张厚载），是徐树铮所办的立达中学出身，林琴南在那里教书时的学生，平常替他做些情报，报告北大的事情，又给林琴南寄稿至《新申报》，……当时蔡孓民（蔡元培）的回信虽严厉而仍温和的加以警告，但是事情演变下去，似乎也不能那么默尔而歇，所以随后北大评议会终于议决开除他的学籍。”张厚载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北大《新青年》的格调颇不合。他曾在北大师长面前申辩旧戏，不为众师所喜。当然，这不足以成为开除他的理由；但北大评议会的教授们议决此事时，是否有这方面的心理因素，已不可考。

所谓寄小说，是指他把林琴南丑化新文化运动的两篇小说寄给上海的《新申报》发表。在《新青年》率先对桐城派妖魔化两年之后，站在桐城一边的林琴南始又妖魔化对方，他先后发表了两篇影射小说《荆生》和《妖梦》。作品糟糕不说，《妖梦》中那个白话学堂的校长俨然即蔡元培。小说是经张的手发出去的。第一篇发表时，还没有涉及蔡，蔡在北大日刊上公开批评：你既是本校学生，应当爱护母校，怎么能帮助发布“意在毁坏本校名誉”的小说呢。此时离张被开除还有十天。可以注意到，十天后的开除文告，内中又恰有“损坏本校名誉”的句样，固然它指的不是小说而是谣言。但，这桩事即使没抬上桌面，却未始不是开除的内在缘由。而且开除文告和蔡的公开信辞吻颇一，差可见张之开除，蔡是其主使。

当然，开除的公开理由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这个谣言是指张于3月4日以通讯记者身份在《神州日报》上发布的文字：“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尽管3月19日蔡元培在日刊上公开辟谣，但，饶有意味的是，3月26日夜，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决定就作出了。陈进北大乃蔡所援引，是蔡的重要势力。因此在处理陈的问题上，蔡不免被动、无奈，甚至被迫。接下来就是3月31日开除张厚载。根据这一时间表，张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吗。谣言经常有根据，而且谣言变成现实就不是谣言。况即使谣言，张不过是一传播者而非作俑者。他固然有错，但竟至于非开除不可吗。

张厚载是林琴南的弟子，林琴南是桐城派的同道，桐城派是严复主持校政时北大文科的主角。待辛亥后章太炎弟子伙入北大，桐城派席卷而去。在学术上，桐城派偏“宋学”，力倡文道合一，太炎弟子以“汉学”见长，俱有小学功夫。清代以来，汉宋不两立。北大固宽容，元培时已无有宋学一席。而且钱玄同痛打落水狗，更把桐城一派詈为“谬种”。张是个不反新文化但反新文化独霸天下的旧派学生，在北大的新旧冲突中，他以学生之身，站在新文化的对面。这个立场，包括他的上述行为，最终使他成为北大新旧冲突的一个牺牲品。

其实，无论小说还是谣言，都不会使北大名誉有损，真正有损北大的倒是免陈的事由。那是相传陈和北大学生共狎一妓，因而怒伤其下体。当然，这既是免陈的理由，也只是原因之一；正如传播谣言是开除张的原因之一，更只是桌面上的理由。都说蔡宽容，却未能宽容一个犯了无关大错的学生。这里或许有他的私念和难言之隐，但开除本身实在过分。

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主义。据说自由主义是北大传统，其实不像。北大即使有自由主义，也无此传统。北大贡献的传统，倒是由五四引发的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表。今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也是北大诞辰110周年，我何妨挑点小疵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