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小序
奉孝、传仪、存心、遁符、景中、九高 、泽宜 ：
我于三月十九日从北京出发，专程到四川自贡市荣县来看王存心，在此之前，我只在海淀分局办劳动教养手续、印十个指头印的时候注意到他对警察的调侃，此外就没有别的联系，只是看了他的“利己主义原理”，我认定他是我们这些百花坛中的牡丹花，也不管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
这次见面，对我获益匪浅。我的一个突出感受就是，他写“利己主义原理”，非一日之功，是他积年累月对哲学学习与思考的结果，“五一九运动”引发了他的写作动机。
在此之前，我同燕遁符谈话中得知， 她在小学之前，就在她父亲的督导下背诵了《诗经》、《春秋》，我当然还知道，景中也同样在小学之前就在他祖母的教导下学习了《古文观止》，还有九高，他在早些时候，就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诗歌十分地感兴趣，以至于常用拜伦或雪莱的诗句表达他的思想，（我同九高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猜测），至于我吗，是受了《东周列国志》的影响。对奉孝与传仪的文化传承不大清楚，但是，奉孝之所为，颇有梁山好汉的侠肝义胆；传仪之诚恳认真，极具“信如尾生”之风范，我想，这一切都是一定文化的传承的结果。沈泽宜所学自然是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诗歌。
由此，我想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用一句最概括的话说，就是“一本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更准确地说，就是，你有什么样的文化传承，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第一个入主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一生。人生的第一本书决定你的做人；人生的第二本书，决定你做学问或者决定你做什么。
我们这些人，文化传承各不相同，却殊途同归，共同走上了民主的不归之路，这也是值得研究的。这也说明，在极不相同的文化体系中，都有人类发展中产生的民主的因素。
现在就把写就一部分传送给各位，说到了而不对的请予改正、补正；没有说到的，不敢信口开河，请写来给我，使对这个探讨和讨论完整些。
另，请把你们的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告诉我。
我不知道九高的信箱，请景中转送，如果他也有兴趣的话，就请“拨冗指教”。
书瑶于荣县旅次。
2007-3-24
（ 二 ）正文
一、王存心
1936年生，四川荣县人。物理系四年级，后被劳动教养。
2007年3月21日，我从成都出发去自贡市荣县，看望王存心。自成都至自贡市是高速公路，虽然路成十多年了，倒也不太难走，唯独从自贡到荣县，36千米，汽车却走了一个半小时：旧路已经翻了，新路却只是在填土方，没有一段路面是完好的，而且，新路还没有看到多少施工队伍，尘土飞扬，苦不堪言。不知道施工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如果分段改造，不是全面开花，新路面修好了，再毁下一段旧路面，行车的困难会少得多，而经济效益，则不言而喻。
荣县是个不大的小县城，有十余万人口，人口稠密，是我在各个县城中少见的：住宅楼把县城挤得满满的，好像火柴盒里的火柴杆，到处是人，“比肩继踵而在”，大约可以“挥汗成雨、张袂成荫”了。喧闹不堪，人语声、叫卖声、摩托车的呼啸声、汽车的喇叭声，三轮车的铃铛声，声声入耳，乱成一团，几乎没有红绿灯，可是却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或吵架之事。
在街上所见，无非是小商小贩，或者是遍布街头的“茶座”，实际都是赌博性的娱乐，或娱乐性的赌博。赌场就在路边，矮的桌椅，其中不乏青年男女，桌上的赌资，都是十元以下的票子。路边的小摊，都是在白天才能玩起来的。
物价不便宜，黄瓜要卖到两块钱500克，说是因为“旱”，菜是从外地运来的。但是服务费却便宜，我的午饭总是同朋友一起喝酒，晚饭成了问题：饭馆都是炒菜米饭，菜都是辣的，受不了。一次找到一个饭馆，吃了一碗面条，老板不想要钱，“吃饭不给钱，我成了什么？”给了五元钱。又一次，在小巷找到一家夫妻店，要了一个蛋炒饭，两个鸡蛋，还加了一些波菜，他只要了两元钱。
王存心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小县城里
没有看到多少“文化”，不过，如果深入了解，这个山区小镇，还是人才辈出的。
远的不可知，——我在这里时日颇短，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方言，听起来十分吃力，好头疼，有些话欲问又止，满足于所能听明白的，也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近代的，大人物是吴玉章老先生，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年代的青年学生，是很熟悉的，他对我们青年一代的关爱，虽然不是每一个都能身受的，却是大家都知道的。他出身是个大地主家庭。
现代的，从荣县中学考上北大、清华、南开这些名牌高等学府的颇不乏其人，其中，王存心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如果没有很好的家教或自我修养，我们都知道，从山区里飞出个金凤凰不容易。
王存心出身清贫，却极为好学，他五、六岁上了小学，从初中二年级，学习开始突出，一直到高三，总是全校第一名。由于学习从容，所以有时间阅读课外图书，在他阅读的各种书籍中，影响最大的要属《墨子》，“非攻”与“兼爱”是墨子思想的集中表现。在车尔尼雪夫的《怎么办》中，就有了“合理的利己主义”，虽然他后来考的是北大物理系，对哲学的兴趣却没有丝毫减弱，后来读的哲学书就更多了，像培根、洛克、休谟、霍布斯，等等，这些都促使他进一步思考人生，思考人生哲学。1957年“五一九运动”到来之后，他便把这些思考，集中表达了出来，遂有“利己主义原理”问世。
人生而利己还是利人，这是一个谁都不能回避的人生哲学，你活着是为了什么？每一个人随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要你抉择。而在共产党掌权的中华第二共和，每人每时每刻都面对着无穷无尽的对个人主义的批判，批判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一切要听党的安排，这是整个从1949年开始，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30余年间思想教育的主旋律。王存心提出利己主义原理，是与党的集体主义和“无我主义”完全相悖的，所以他就是极右派。我说的“无我主义”，是从“螺丝钉主义”引伸出来的，“一切听从党安排”，“党让干啥就干啥”，就是没有自我的。当然，这也是一种很令人向往的境界，困难的是，多数人都做不到这种极为超脱的“无我”境界；另一个困难是，“一切听从党安排”之后，后果如何？对人对己对事的影响总是好的吗？而党又是什么？党的决定总是对的吗？整风鸣放，我们不是响应党的号召了吗？
王存心对利己利己主义的表述是：
“人总是做最能使他满意的事，人的任何有意识的行为没有不是这样的。如果说人愿意做自己满意的事，这种愿望是利己的愿望，那么所有的人都是利己的愿望，正是这种愿望在支配人的行动。”（《原上草》85页）
他还把同是利己的行为的后果分为三类：
“以对别人的利害关系作标准，利己可以分为：损人的利己、不损人的利己和利人的利己。”
这三类人的分野，应该是那个“愿望”。事情是我愿意做的，所以它出自个人主义的动机，但是，这个“愿望”，却完全可以是利人的。
二、燕遁符
1938年生，湖南郴州人。物理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考察。
燕遁符在“五一九爱国民主运动”中，只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怎么办？”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文采。最近这两年，我看她的作品，觉得极有文采，常常用些文学典故，而且还写些诗歌。原来她有很深厚的文化传承。
燕遁符的父亲自幼师从熊十力，上世纪二十年代又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正宗的马克思主义都做过深入研究。（燕遯符中的这个名字，就是熊十力老先生起的，为了好念，就用“遁”代替这个“遯”字。）在燕遁符小的时候，便要她背诵《诗经》和《春秋》三传，说这两部书是最质朴的韵文和散文。小孩背《春秋》三传很难受，因为它有悖童真。背《诗经》却很有趣，也比较好理解，能够深入到一个小女孩的心中。
比如，《诗经》的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别的一些诗句，都是关于自由恋爱的故事。恋爱的自由，是生活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令人向往的。
还有，在我的中学课本中也有的《魏风》“伐檀”与“硕鼠”：
“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獾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汝，莫我肯德，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汝，莫我肯劳，逝将去汝，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一个小孩子的心中如果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意识，是不能不反对暴政的。最近她又有一首小诗，是讽喻北大的，写了给我们看，我们也都附得骥尾，签了名的：
“北大自怜
2007．3．10．
北大我本来是
堂堂中国第一学府
彰显人类良知
提倡科学民主
施行兼收并蓄
撑起民族脊柱
忆往昔想而今
真的是不胜悽楚
# # # #
那一年我被逼
沦落为专制驯服工具
把学生一个个
打成右派送进地狱
五十年过去了
还不给赔偿道歉
哪一天能洗净
我身上斑斑血污
# # # #
背离了“五四”民主传统
愧对先辈
抛却掉独立自主精神
只问干禄
似这般如何能
争当世界一流
忍不住对苍天
我放声大哭
部分当年学生右派替母校陈情
执笔： 燕遯符（5402185）
联署： 沈志庸（5602133）
纪增善（5603227）
王书瑶（5502152）
博绳武（5602553）
谭天荣（5202201）
陈奉孝（5401。。。）
三、张景中
1936年生，河南汝南县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教养。
他在五一九运动中做了许多工作，比如同其他三人写了第二张大字报，参与组织了“百花学社”，去天津讲演，去印刷厂要稿子，还写了一些大字报，在运动中是很活跃的积极分子。
张景中幼早慧。四十年代初，在他要接受教育的时候，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汝南是日军、国军和共军拉锯战的地方，在日本军队打过来的时候，就要“跑反”，躲到乡下去，于是就不能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他的祖母是大家闺秀，颇通诗文，于是就由他的祖母承担起对他启蒙教育的责任。读的书就不是当时的课本，而是古文，对他讲得最多的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这部书，据我近看来，是中国古文的精华，谁如果能通读并且读懂了，那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就算是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这部奇书，从春秋时《左传》的“郑伯克段于鄢”开始，到明代张溥的“五人墓碑记”结束，共二百二十二篇，包罗了中国历代各个文化流派的代表作，也包罗了各种政治思想，若想弄清哪一种思想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困难的。
我以为，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对国家、对社会负责任的大气，虽然依不同作者的价值取向不同，而观点各异，但是，他们都是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社稷责任和忠实于自己信念的精心之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回肠荡气的民族的赞歌，它极大地激发起我们自己对民族的责任感。我想，正是充盈在字里行间的这种精神，使张景中在“五一九运动”第一张大字报贴出几个小时之后，就同他的几个好朋友，贴出了“五一九运动”的第三张大字报。那时他在读大三。
他在读大二的时候，就在数学方面崭露头角，与杨路同称为“北大双玉”，可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呼吁民主，建议设立“民主墙”，并且积极为成立“百花学社”和出版《广场》而奔赴呼号，他到天津去讲演，去印刷厂要回稿件，他还拒绝北大数学系四个教授的劝告而不肯检讨。他不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因此被送去劳动教养，接受残酷的非人的折磨。他劳教四年，后来又被发配到新疆，终日从事体力劳动。
我曾说，人生的第一本书决定他的做人，人生的第二本书决定他做什么。他要做的是数学，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长期不能从事数学，对他是非常痛苦的。他发出悲愤的呼号：“命也夫！命也夫！”这是对那种横暴的专制压迫的控诉！
民主运动看不到前途，他仍然投身数学，他在1974年就对“对数”提出了新的教学方法，1978年之后，他回到教学单位，成果累累，他一举解决了数学机器证明的可读性难题，他当选为科学院院士，当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还被选为中国科普协会理事长。
至于为什么他在许面亭的大字报贴出后第一时候就有了反应，他说：
“从人文方面，受‘大同世界’‘理想国’‘社会契约论’等的影响。
从科学方面，受数学公理化的影响。
具体触发主要是斯大林罪行的揭露以及波匈事件的发生，促使我思考人民如何能够实现对领导者的监督，使领导者向人民说真话，为人民办好事，按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办事，不能胡作非为。
初步想想，就是这样了。2008-1-28”
四、杨路
1936年生，成都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劳动教养，他的刑期最长，直到1969年才被解除劳教。
他的活动同张景中差不多。他和张景中都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宣传部长。
他受影响最多的是西方诗歌，他在运动中最常引用的是拜伦的诗句：“最后的宣言”中，引用拜伦的诗表示它对反右运动的轻蔑：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世人也不爱我
它的恶臭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的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侧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不怕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但是让我们漂漂亮亮地分手吧
虽然没亲眼见到，我相信许多事并非虚妄
世上的确有希望，不骗人的希望
也有真正的道德，慈悲的心肠
不肯编织陷害懦弱的人们的罗网
我相信真有人为他人而深深地悲伤
世上真有那么一、两个表里一致的人
善良并非空话，幸福也不是梦萦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据杨路说，这诗出自拜伦的长诗《哈洛尔德游记》，诗的格式是斯宾塞体，这种诗的格式是每段九行，每行之末都没有标点。〕
五、陈奉孝
1936年生，山东潍坊人。当时是数学系三年级学生。后被定为《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十五年，是所有北大右派最初处分最重的一个。
他也是运动中最活跃的分子之一。他组织了《自由论坛》，被认为是“百花学社”的组织部长，又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活动很多。最重要的是，他在反右之后，判刑之前，7月5日，写了一篇名为“如此伎俩”的大字报中说；
“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来，……并找出这次运动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 （引自文献三）
他这么做是为了解脱别人，因为很多人都受到检举揭发别人的压力。所以我说他是铁树。
结果，他被做为“广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刑15年。
以下是他对为什么他会成为右派的两个自述。
1、读中学时，我看《中华活叶文选》，其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林觉民的《与妻书》，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为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林觉民抛下了新婚不久挚爱的妻子和幼子，慷慨赴难。每每读此信，都使我热血沸腾，潸然泪下。新中国成立后的镇反、三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反胡风肃反运动等，使我认识到，这个新建立起来的政权并不是一个实行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权，这恐怕是我后来在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首先明确提出“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主张，最后被打成右派的很重要的思想基础。
2、我被打成右派的个人反思
回到老家潍坊后，我去拜访我当年的高三班主任孙其昌老师。一见面，孙老师就说：
“奉孝！你被打成右派是在我意料之中的。”
孙老师说我被打成“右派”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为什么呢？被捕后，我自己也作过认真的反思。实际上一个人的命运，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第一、我家庭出身写的虽然是“资产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小业主。在反右运动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我的家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右派”同学，其父亲或亲属在镇反、肃反运动中遭到镇压、受到迫害，因此对共产党不满甚至有一定的仇恨情绪。
第二、我本人在反右运动之前，没受到过任何冲击，不象有的同学如刘奇弟在五五年肃反运动中因为替胡风鸣不平受到过迫害。
第三、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没有一个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的，因此跟国民党政权没有任何瓜葛，不象有的同学，其父兄在国民党政权里干过事，大陆解放前跑到了台湾或海外，故此对国民党政权还存有某种好感。相反的，我对解放前夕的国民党政权一点好感也没有。那时我虽然年纪尚小，但也懂事了。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情况我也看到过。象我家那种在旧社会属于中、下水平的人家，生计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解放后，生活反而好多了。因此，从经济的利害关系上来讲，我跟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没有任何矛盾。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最后走上了“右派”的道路呢？实事求是、毫不隐瞒、认真解剖一下自己，大概有以下几种原因。
五一年的“镇反”运动对我的思想冲击很大。在“镇反”运动中，我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迫害，可我的老师和同学的父亲却有很多被镇压了。潍坊一中有两名教课教的最好的老师李百凡和孙耀君被镇压了。李百凡是教几何的，孙耀君是教化学的。李百凡老师教几何课，教的最好，我又喜欢数学，因此对他很崇拜。他被镇压，在我的心里蒙上了很大的阴影。除他们二人被镇压外，还有一个姓黄的老师上吊自杀了。另外，一个教高三数学的于保一老师和一个教地理的谢翔宇老师也被抓起来判了刑。
另外，一个跟我从小学到初三，一直是同班的女同学李明娟的父亲也被镇压了。那年我和她都在读初三，还差两个月就初中毕业了，结果李明娟退了学。她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军医，我小时候常到她家去玩，我觉得她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当然究竟过去她父亲有什么罪恶，我不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对李明娟的同情，对她父亲的被镇压，我心里一直很难过。
还有一个叫于宏毅的同学，平时跟我也不错，他父亲也被镇压了，罪名是“认贼作父，私放蒋匪将领李弥”。这件事情我记得非常清楚。他父亲的名字叫于省初，解放后是潍坊市工商联副主任。李弥原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日本投降后第一批进驻潍县的国民党军队（那时不叫潍坊市），跟于省初有交情。淮海战役李弥的部队被消灭了，李弥本人却只身化装逃回了潍坊。于省初把他藏在自己家的地窨子里，给他开了个假路条，李弥逃到了青岛（那时青岛还没有解放）。李弥逃到青岛后，当时青岛有一份报纸叫“民言报”，在报纸上登了这样一则大标题消息：“潍县民心不死，送李将军还青”，结果被青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侦察出来了，是于省初私放的他。五一年“镇反”时把于省初枪毙了。
枪毙于省初的刑场就在白浪河上游洋灰桥南的河滩上，许多人跑去看，我还去看过，因此至今我记得非常扎实。此外，我的同学的父、兄还有很多被杀、被判刑的。当时我想，潍坊刚一解放时，共产党号召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登记，并且一再宣传，共产党绝不实行报复政策，那为什么一下杀、抓这么多人呢？特别是于省初，解放战争中被俘虏的国民党将领，一个也没有杀，那么私放一个国民党将领就该被杀吗？我那时虽然年纪还小，但总觉得共产党说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
第一、在五二年至五三年的“三反”、“五反”中，我有个最要好的同学李传湘的父亲被逼上吊自杀了。李传湘跟我住同一条街，我经常到他家去，上学都一块去、放学一块回家。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他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忠厚老实的人。那时他在一家姓李的资本家里当帐房先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会计师。“五反”时，怀疑姓李的资本家有偷税、漏税等“五毒”行为，可是又查不出什么来，于是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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